学者匿名评书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作者的“内在理路”说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读过此书后，不但可以了解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并为理解清代学术史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而且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近十多年来围绕儒学现代价值问题的诸多争论。

我国古典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自来非常密切，然而由于历代音乐系统的坠落与迁改，声音介质的音乐日渐湮灭不复辨识，与之密切的诗歌却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并且逐渐独占文学史中的中心位置，掩盖了它原本与音乐不可暂离的共生关系。这是文化传统承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却有义务揭开诗歌为自己裹上的这一层面纱。在文学史上，文字介质的诗歌与声音介质的音乐二者关系密切而又掩埋得最为深微的，当数唐代。此前的汉乐府以及文人拟乐府，此后曲子词与文人词乃至元曲都较易于为人辨识出来。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虽则亦屡见于文献载籍之中，其间具体情形及彼此之间的影响却并非完全自明的。任半塘先生曾作《唐声诗》，洵属开山之作。此后王昆吾从任先生学而有《隋唐五代燕乐歌辞研究》，亦主要着眼于基础工作，重点在于唐诗入乐问题的探讨，大致可认为是由诗歌而入歌诗。本书则可以说是从相反方向入手，探讨的是歌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书中对歌诗之于诗歌创作的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考察，并按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对整个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与歌诗传唱之关系作了集中的、重点的研究。其中颇多抉幽示微之处，愚意以为尤其以“初唐诗人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与歌诗传唱”中论及歌诗传唱与近体诗之最后成形之关系为最，作者的分析确乎更为清晰地揭示出近体诗体制得以形成并被广为采用的机制。

五代是中国继唐朝全盛时期之后又一个分裂、动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处于唐诗和宋诗这古典诗歌两大形态之间，由于缺乏突出的成绩，往往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由此造成对这一时期的文学面貌，尤其是诗歌面貌语焉不详。该书对五代诗歌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为切实开展对五代诗歌乃至整个五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该书从文人所处时代环境的恶化入手，指出由于强藩专权、武夫自立以及频年战乱，文人的命运操持于武夫之手，他们的人生理想与人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代时期文人们普遍地与政权疏离，出现了由“守道”向“顺时”的转变，盛唐诗人所汲汲以求的“功名”在五代文人这里变成对“名利”的追逐，隐逸出世与“醉入花间”是文人群体性的行为，这就是五代文人的人格状况。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诗歌艺术呈现衰微之象，意贫浅，审美情趣偏狭。作者把文人的人格与诗格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理清五代诗歌格局卑浅的原因。同时该书对“五代诗歌”的范围进行了必要的界定，认为它应当上起唐昭宗下至宋真宗时，由此能较为清楚地认识五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还不多，尚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